福建南平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延召开
在我国成文法体系下，指导性案例以法律适用为旨归，以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具体含义为目标，为制定法在特定案件场合的实施形成具有示范性的司法标准或尺度。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将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相对应，大致符合这一经典解释。[17]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恰恰就存在从主观权利推导客观规范的失误。
根据该条例第58条第2款、第77条、第78条的规定，信息主体可就与其相关的信息处理行为向监管机构申诉，监管机构有权命令信息处理者满足信息主体提出的行使权利的请求，并将申诉处理的进展和结果、不服申诉处理的司法救济途径告知申诉人。三、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重塑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逻辑困境和实践困境是由多重原因导致的，权利基础的过度宪法化、权利属性的客观化、权利功能的价值化、权利效力的一元化是主要原因。作为个人信息道德权利的公法化形式，宪法上的个人信息基本权调整信息主体与具有明显强势地位的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信息主体与国家权力型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信息主体与社会权力型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它能解释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何包含大量行政规制条款，也能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的适用提供参考。[21]参见彭漪涟主编：《概念论——辩证逻辑的概念理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以下。
自然人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处理个人信息所涉及的权利，系个人信息民事权利，而非个人信息基本权，自然需要被排除出该法的适用范围。在解释实证法中的权利规定时，若不究明该规定为属于公法或私法，而即欲明瞭其所生的效果和内容，盖不可能。于欢案件属于这一类典型案件，这起案件如果仅以一审起诉书、判决书为判断依据，很容易得出于欢获判无期徒刑并不重的结论，毕竟于欢持刀捅刺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这个时期的司法机械主义的突出特征也是形式主义的，这种高度形式主义的证据制度因窒息了法官的理性和良心，从而影响到案件的实质公正的处理。三、恐龙法官现象与司法官的养成机制 我国台湾地区媒体将机械司法的法官称为恐龙法官。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发展出了一种形态，即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和认识论问题。即使指令存在错误，也难以抗制这种错误的指令，只能机械遵行，除非已经准备好挂靴而去或者长期忍受仕途的蹭蹬。
第十条规定的法官义务第一项就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饲养和出售这些鹦鹉的，主要是老年人和无业在家的妇女，售价也相当低廉，并不符合野生濒危这两个实质判断标准。
检察机关为慎重起见，派人亲赴河南养殖费氏鹦鹉的地区实地考察，并进一步了解情况和进行案件论证，最终下决心本着自己调查的结果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将一起司法机械主义的案例转化为实质公正的案例，取得良好的办案效果。官僚制一旦在司法体制内寄生下来，就会在司法领域生成一系列官僚主义的弊端，其中墨守成规这一类弊端就与司法机械主义产生了联系。33件枪支零部件是以火药为能源的非制式枪支零部件，具备与制式枪支专用零部件相同功能，认定为枪支零部件。以于欢案为例，司法实践中习惯于对案件事实进行剪裁处理，经过剪裁的案件事实往往失去立体性，办理案件的司法人员认识不到有些被剪裁掉的事实与剪裁留下的事实都具有法律上的定罪或量刑意义以及程序法上的意义。
要针对司法机械主义现象的成因进行治理，司法办案人员追求实质正义的理性主义态度显然是重要的。二是在古罗马时代，其司法具有高度形式化、仪式化的特征，这种形式化、仪式化自然也是司法机械化的反映。近年来，检察机关意识到扩大不起诉决定适用的积极作用和不起诉比率控制的弊端，已经放宽不起诉适用的限制。在我国，一些案件折射出来的社会一般人都看出这样处理案件不公正，司法专业人员却似乎看不出来的机械司法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从这个角度出发，解决司法机械主义的问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善： 其一，借助社会舆论对于违背天理与人情的司法个案作出匡正。这种形式主义表现在司法领域，就是机械司法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诸如司法人员只知恪守法条规定而不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变通造成的对于实质正义的偏离。因此，不可以任凭审判人员自由感觉地来判断证据，因为法官不能把盖然性同类似真实性，类似真实同真实，真实同确信，确信同显著性区别开来，就不可能决定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罪。
恐龙法官的概念，用以暗指某些法官虽然拥有审判权，但是由于思维与现实脱节，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普遍的社会正义观念背道而驰。积极理论要求法院在有法定证据时必须作出有罪判决而不得作出无罪判决，也就是说，如果关于某一事实的证据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上的特征，即使法官尚未形成内心确信，也应当认定该事实确实可靠。这一种的风气移入中国，于是自有法政学堂以来，关于法律的讲授，始终在速成与实用的两个圈子中间打算，最显著的现象之一是学校中所谓法律的功课，尽为现行法律条文的功课，虽偶排有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思想史等理论功课，大多认为无足轻重。不过，这种改革是否能够有效遏制恐龙法官现象，有不同见解，苏永钦就此作出分析：多元化的立论基础主要还在社会的多元价值，司法的判断多数情况下不会如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分明，在不确定概念的解释和涵摄上，刑度、赡养费的酌定上，都会涉及某种评价，因此同质性越高的法官群体，越难期待其判决随时而转，回应广大民众的法律感情，反之，多元背景的法官，应该可以整体地提高司法的同理心。毫无疑问，机械司法主义现象与司法体制中的官僚制因素有关，司法官僚制的成因又与高度行政化的体制设计和科层制有密切联系。从天理、国法与人情兼顾的角度看，需要培养和提高司法人员的正义意识、社会经验和人文素养，对人及其存在的价值予以足够的尊重，对世情民意有深入的体察，保持对司法职业和当事人的热诚。
如水审制度中，将当事人扔到水里，不同地区依据将人扔进江河湖泊形成的或下沉或上浮的现象，来判断该人是否有罪。以自然法为基础缔建国际公法的鼻祖格罗修斯就此指出：就算上帝并不存在，自然法还是可以适用，因为人类的特征在于它的理性。
司法人员能够严格遵照法律处理案件，除了法律规定外，高度依赖法律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即使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较为紧密的我国司法，总体上实践着与时俱进的理念，但是仍然不免在个案上反映出司法与社会价值观念不合拍的现象。
司法具有的严格法律依附性，引申出对于司法人员严格遵行法制的职业要求。在司法场域中，许多法官、检察官习惯于由领导把关，让集体负责，依赖上级机关厘定尺度，不习惯法律授予的自由裁量权，也不善于法律推理，法条掌握得还算娴熟，但是法理素养明显不足。
然而不论年轻的问题有没有被夸大，它是造成不信任的原因之一，确已不容否认。徐州检察机关正是从实质上进行事实和法律判断，避免了宁信度，无自信也的机械司法陷阱。他还特别提到：实际上，法官拥有何种人生观、国家观、法律观或审判观，多半会归结在裁判上。充分发展的官僚机构与生产的非机械性模式相比，精确、迅速、清晰、通晓公文、连贯严谨、整齐划一、严格服从，且相互扯皮减少，物力、人力成本降低，这些被认为是严格的官僚行政管理的典型特点。
司法机械主义现象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包括只知恪守法条规定而不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变通造成的对于实质正义的偏离。司法官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并保持对司法的热情和对当事人的体恤，性格中才能富有韧性，才能保持尊重人及其存在的尊严和价值的意识。
其二，这些人才有时并不是对于国家毫无裨益，但他们所贡献于国家的，较之于国家原所希望于他们的，相去太远，事倍功半。上述所引案例，都是近些年来社会高度关注的司法案件，其共同特点是：这些案件中司法机关的裁处表面上并未偏离法律和司法解释等规范设定的轨道，有的案件，恰恰是严格遵循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而形成的必然结果。
进入专题： 司法机械主义 僵化司法 恐龙法官 司法体制 。过于细密而缺乏合理性的司法考评制度导致司法机关的管理呈现公司化管理特征。
那时日本的法典虽已逐渐完成，而关于法律科学，并未有多少的研究与贡献，所以其教授的方法，只在讲解条文，说明字义而已。韦伯对官僚制有一个适正的评价，他指出：官僚组织发展的根本原因，始终在于它对于任何其他组织形式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所谓具有实务经验者，即能知悉立法意旨及我国实用状况，逐条与学生为文字的讨论，能使学生明了条文上各字的定义与用意，条文的应用，及条文与条文间的关系。所谓人情，就是人的情感，也指人心、世情。
司法机关以公安部枪口比动能1.8焦/平方厘米的标准为依据，无论仿真枪、气枪还是四寸枪型钥匙扣，统统被认定为枪支，将涉案当事人判处一定刑罚。其二，改善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但是，这种司法过度看重司法的历史经验形成的教条，势必造成司法的僵化与法律的机械适用。诸如这类立法规定，需要及时通过修改法律调整相关法律规定，通过立法途径避免司法机械主义的现象，同时也需要通过司法机关调整不适宜的控制指标，避免不合理的指标控制造成被动性司法机械主义的问题。
昧于国是，所以司法不独不能有助于政治的进展，且为政治进展的掣肘。其教授的目的一则在于速成，二则在于实用。
